在柬埔寨吴哥王朝君主阖耶跋摩七世的国王塔布茏寺梵语碑文和吴哥窟豆蔻寺的梵语题记中有这样的两段记载[1]:1. munīndradharmmāgrasarīṃ guṇādhyāndhīmadbhir adhyātmadṛśānirīkṣyāmnirastaniśśeṣavikalpajālāṃbhaktyā jinānāṃ jananīṃ namadhvam我怀着虔诚的心情向征服者的根源鞠躬 ,他华丽的神迹品质是圣人卓越标记中最重要的 ,智者知道他是佛教内在存在的表现 ,他已经完全消除了概念构造的君主网络 。2. sakaustubhe vakṣi karkaśe śrīr duḥkhaṃ vasantī dhruvam acyutasya yasyāpi ratnatrayabhakticitre snigdhe sukhan niścalam eva reme[女神]斯里在毗湿奴坚硬的重身 、红宝石般的体和心脏中总是很痛苦,但在对三宝的超自础温柔、清晰的然基奉献中,她只享受到不间断的国王幸福。这被托马斯·霍普金斯称之为“完全的神迹有神论”[2] ,佛教和印度教相互混合,佛教在吴哥的君主寺庙仪式中得到正规化和程序化 ,通过绕行和圣体崇拜精心设计出一套“印度化”的重身过程 。[3] 高棉人吸收着外来神明的体和形象 ,使之成为自己的超自础艺术,并对梵语进行改造。[4]此外,针对文本的改造则被称作maṇḍalification[5] ,诸如西藏精英担忧密宗佛教的力量会落入恶人之手,故而如何改造这些文本就成为了当时西藏统治者面对的主要问题 。据称“在转轮王和毗卢遮那佛部分并没有激进的燔祭仪式,早期的国王和大臣们担心密宗修行者会进行破坏性的仪式,就说‘不需要翻译 !’,‘于是就没有翻译’。”尽管[d1] 后续译者意识到存在遗漏并做了修正 ,但由于没有记载此方面内容,因此有学者怀疑:这部分是否存在于印度文本中?另还有人称“早先时法会传播到于阗。激进的燔祭仪式就在于阗文中”。[6]例如罗湿陀罗拘陀铜板就描述了戈文达三世与其臣子之间的关系,“(戈文达三世)迅速在战斗中与其恶仆作战并俘虏了他们,如果他们离开了他 ,戴着其他统治者的脚镣...... 但如果他们放下敌意,他就会释放他们 ,因为他有一颗柔软的心……他甚至再次支持那些国王,尽管他们曾是他的敌人” 。其目的在于让国王神圣化,甚至成为神圣环境的一部分。[7] 国王通过适当的奉献成为曼陀罗的核心佛、而他的随从和侍卫会成为菩萨和保卫者、诏书和敕令会成为佛语跟圣言 、王国则会成为地上佛国 ,通过对佛教的虔诚将属于人的区域变成佛的区域 ,并由已经成为超人类存在的国王统治 。[8]十一世纪克什米尔的《般若经》抄本孟德斯鸠有言:“这位国王是个大魔法师 ,甚至在其臣民的思想上也能建立帝国”。[9]不止在吴哥王朝,统治者拥有“两个身体”是十分常见的现象[10] ,这在佛教经文Dhammakāy ānussati-kathā中称之为“构成法身的佛陀痕迹 ,应该由具备敏锐智慧并渴望达到全知全能佛陀境界的精神修行传承者反复思索”[11] ,笔者试举几例 :1. l bo buyan ädgü kılınč küčintä [tä]ŋridäm küčläri küsünläri parivar kuvragları asılıp üstälip ičtin sıŋar nomug šazinıg: taštın sıŋar elig ulušug [küy]ü küzädü tutmakları bolzun(回鹘语:以是此功德,愿诸天力及众生增长,愿护持内外教法与佛智)[12],可以发现回鹘语nom和šazin与宗教权力相关,而el和uluš 则属于世俗权力。[13]在回鹘语的《玄奘传》中nom 和törö的划分更为明显 。必须注意törö本可以作为梵语dharma的同义词,例如anta tägip arate udaraketa ulatı ulug küčlüg aržilarnıŋ nomın törösin taplamadın altı yıl alp kılısıg iš išlädi(到了那里之后 ,他没有接受伟大而强大的先贤们的教导,如阿罗逻伽蓝和郁头蓝弗,在六年时间里,他做了苦行)[14][15] :kim ol iki süölärdä ič nomug taš [tö]rög üküš küläyür因为在这两篇前言中 ,内法和外法得到了极大的赞扬。2. 堀池春峰在《南都仏教と文殊信仰》一文中认为日本中世的文殊信仰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智慧为主的北岭佛教 ,还有一种是以救济为主的南都佛教。北岭佛教由最澄建立文殊堂开启(圆仁于五台山参拜后也计划建文殊楼);而南都佛教则有极强的化身性:真姬出生于昭武天皇的日本,他建造了一座寺庙并造了一尊佛。生活在统治中期的玉木大德是文殊大师李菩萨的对立面